“无法对公众传播学术成果，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尽管确立了“15％”的削减目标，锁定了“4452家重点企业”，但新近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仍没有完全消弭公众对于重金属污染的追问，这超过四千家重点防控企业姓甚名谁，仍未见公开披露。

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保部近日将再召开专家会议，“统一口径后方可发言，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回溯过去三十年的重金属防治历程，信息的透明度始终是争议所在，公众知晓有限，官方主动披露更是寥寥——而处于两者中间的学者群体，“却不无憋屈”。“多年以来，很多省市不准我们向社会公布环境调研结果，否则就要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勘察的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如是表示，“虽有预警，但也只是脱离具体数据的泛泛而谈。”

早在2005年，谢学锦院士便向湖南有关部门告知“湘江流域要出大问题了”，结果未获重视。数年之后，湘江沿岸接连爆发重金属中毒事件，一语成谶。而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多篇学术论文显示，数年前，科学家早就预警，遍及广东、广西、湖南的多个矿区存在大量砷渣废弃，而矿区周围的农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高达百倍。然而，与88岁的谢院士一样，研究者们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受冷遇。

华北某省地方病研究机构一人士亦坦承，他们曾经对该省某县的数百名8－12岁孩童进行调查，饮水受到严重砷污染的孩童，平均智商低于正常孩童十个点——而这份沉重的报告，不仅被隐去关键地名，而且只能以英文形式刊发于海外刊物。“无法对公众传播学术成果，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另一位年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电话里语调寥落。

以北京为例，1999年，中科院与北京市自然基金会合作，以平均100亩选取一个调查点的高密度对北京城区进行检测。数年之后，一份《北京市土壤和蔬菜（农产品）重金属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估》完结。令人尴尬的是，此份报告并没有对外公布。而报告中提及的北京城内一处重要区域的汞含量数值位于全市前列，随后，大规模的换土行动悄然展开。

• 被中断的美好时光

“两条先期治理的江河没有带来普适的经验，仅仅留下沉痛的教训。”
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的高调出台，意味着重金属污染问题正式回归国家议题，而引人深思的是，这期间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U”型曲线——从被重视，到被忽视，然后再被重视。

最早提示地方主政者神经的是各地稀有的“怪病”——其中，主要来自于“五毒（汞、镉、铅、砷、铬）”中毒性最烈的元素——砷。贵州省疾控中心一退休人员回忆，早在1960年代中期，黔中某县便发现了奇怪病例——“患者手背布满突起的玉米粒大小的黑色癞疮，奇痒难耐的病人便拿锐器将其切割，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癞疮又重新长出”。事后检测证实，这些村民家中室内空气含砷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数十倍。而这一切皆归罪于以高砷煤取代木柴。

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起大面积地方性砷中毒发生在新疆奎屯地区。彼时1200平方公里内的20万人人心惶惶。尽管症状与贵州相似，但诱因却不同——新疆当地居民放弃河渠取水而改作采掘高砷浓度的地下水。但直至1994年，国家层面的关注方才启动——砷中毒被正式列入重点防治的地方病，并在全国开展普查。与分散的地方性砷中毒止步于预防医学界关注不同，真正纳入环保范畴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则起步于两条江河。1978年中央79号文件，将松花江和湘江纳入国家重点治理河流，并同时开启重金属污染调查。

黑龙江省环科院副院长翟平阳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怀念起1970年代之前的“泛蓝的松花江”，然而，沿江化工布局改变了这一切，据测算，在上升为国家治理之前的几十年，超过150吨的汞进入江水中。黑龙江环保厅一退休工程师回忆：汞中毒的阴影，彼时已在松花江两岸徘徊——甚至出现猫狗癫狂的场景。“有赖于松花江汞污染带来的群体恐慌和政绩压力”，汞污染研究者短暂的美好时光随即展开——1982年，经过国家部委审批，黑龙江省环保研究所成立汞污染防治研究室。

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在污染源得到控制，沿江居民再无明显中毒反应之后，“某些管理部门认为中国汞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了，无需继续进行研究。国内汞污染研究工作转入低潮，项目得不到支持，不少搞汞污染研究的人不得已转向其它研究方向。”中科院研究员王起超称。

时至今日，坚持汞污染研究30年的王起超不无遗憾地表示——“目前，对汞的生产、进口、加工、利用、排放情况还处于底数不清的状态，基础统计数据或不完整，或相互支持性差”。他甚至断言，“当前中国汞污染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形势要求”。

中断的时光难以挽回，这同样发生在湘江之上。1983年，两名院士提出预警——“采矿企业的防护措施不当，流域性的重金属污染可能爆发”。两年后，由冶金部主持的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即出台。这段时光，至今让湘江的治理者怀念，但实践却进展不彰，“技术制约是个客观困难，对重金属污染的很多基本机理都在探索中，资金、人员，都是问题。”原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黄常见坦言。

一位环保观察者如是总结：“对于早期科研，坚持不够，投入不够，两条先期治理的江河没有带来普适的经验，仅仅留下沉痛的教训。”

• 被推迟的土壤普查

“在以往难以获得与水体同等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1980年代，以湘江和松花江为代表的水体重金属污染首先获得重视，多少“因为它直接对接着群众的饮水安全”。公众与环境评价中心主任马军称。而针对相对隐形的土壤污染，谢学锦院士表示，“在以往难以获得与水体同等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尽管在1980年代中期，便有学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土壤环境与肝癌死亡率的关联研究。此后陆续展开的调研结果表明，重金属元素失调与区域性肿瘤高发有明显关联。但土地的“健康标准”，整整迟到了十年——1995年国家颁布《土壤质量环境标准》，而个别标准的宽泛，甚至引来业内人士的持续炮轰——“国家标准将铅定为250~350毫克／公斤，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当土壤含铅大于100毫克／公斤时，儿童血铅就会大于15微克／100毫升，儿童健康如何保障？”孙铁珩院士称。

对于铅毒的轻视，“首先应该归于土壤健康的低标准”。南方周末记者曾经走访云南省兰坪地区的部分山村。同行的当地疾控中心一人士表示，经过省里专家的诊断，这些孩子体内的血铅含量普遍偏高。而当地土法炼矿已经盛行百年。甚至全面摸清全国土壤“家底”的时机也被一再推后。1998年，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林玉锁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曾经提出开展针对全国土壤环境的普查，最终未获同意。

迟至2006年，由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方才启动，调查范围达450万平方公里，总经费预算约为10亿元。但是此次调查，并未一路顺遂。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在完成150万平方公里调查后曾一度中断。

• 内政与外援

“国际社会会认为这是完全的中国内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
针对摸清重金属“家底”，谢学锦院士还有过远期构想，调研范围甚至扩及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土壤、水体、空气甚至人体器官等的重金属污染状况。

此种思路，得到了多数人士的支持，尤其是“大气的重金属污染不能再被忽视”，魏复盛院士称，早先的污染受害者多为长期处于车间粉尘环境下的务工者，所以防治工作多由卫生部门完成。

而当危害逐渐由车间内转向更开阔的车间外，延续近15年的旧版空气质量标准已经落伍——其仅对铅含量进行规定。最新的消息是，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集意见过程中，已经被要求增加重金属作为污染物项目检测。

而以汞为代表的大气重金属污染被重视，甚至来自国际压力，因为“可能排放到大气环流之中，进而引发全球影响。”马军说。最近一届的全球汞污染物国际学术会议，便选址在贵阳市，这也是全球学术界首次在这个东方的排汞大国研讨汞污染问题。

对于全省金属汞储量占全国80％，且是燃煤大省的贵州，各国更是争相援助。“目前，来自日本、加拿大、挪威、斯洛文尼亚等数十个研究组分别在贵州开展汞污染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位于贵阳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工作人员称。

早在联合国环境署第25届理事会上，中国政府便对一项关于全球汞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决议表示支持，着手对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进行控制。

然而，一位电力人士却持悲观预期，“国内尚未就燃煤电厂汞排放制定控制措施，汞排放的基本信息也相当匮乏。”该人士表示，截至目前，燃煤电厂对汞污染的控制仅限于规划阶段，而试点工作将由五大电力巨头共同完成——“愿意减排多少，考验着超级国企们对环境内政的责任感”。

“除开早期针对饮水砷中毒的人道援助之外，国际社会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的关注，仅限于大气汞污染，”马军坦承，“重金属问题不可能像生物多样性等其他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会认为这是完全的中国内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

I don’t know the future.I didn’t come here to tell you how this is going to end.
I came here to tell you how it’s going to begin.
A world without rules and controls,without borders or boundaries.
A world where anything is possible.

2*1.1^20=13.45  2*1.1^40=90.52    2*1.1^60=608.96     2*1.1^120=185418.14

2*1.2^20=76.68  2*1.2^40=2939.54  2*1.2^60=112695.03  2*1.2^120=6350084747.56

成功获取财富只需要两个因素：时间和稳定的适当收益率。当然，你的初始值越大能让你在满足上述因素时获得更大的财富，线性比例。

中美科学家通过卫星照片和其它方法跟踪了几十年间湖泊的变化。从1960年到2005年，湖泊总面积缩小了13%。出现了60个新湖泊，多数是位于西藏高原，可能源自融化的冰川。但同时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的243个湖泊消失了。新疆的艾比湖在1972年面积大约为232平方英里（约600平方公里），到2009年只有163平方英里（422平方公里），缩小了约30%。

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湖泊收缩情况不相同。从1951-2000年，北方的地表温度每年增加0.02摄氏度，是南方的2倍多。北方湖泊面积减少主要与气候有关，而南方则更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如工业生产和填湖。

赵丹阳：

投资的本质就是分配资本，我们把资本分配给最有核心竞争力、最有效率的企业，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息息相生，每一轮严酷的寒冬将会淘汰那些内在体质不健康不适合生存的物种，每一棵倒下的大树周围将会生出更多强盛的新苗——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是推动自然界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

约翰·邓普顿爵士：

牛市因为悲观情绪而诞生，因为疑虑交加而成长，因为乐观情绪而成熟，因为亢奋狂喜而死亡。极度悲观弥漫时，正是买入的最好良机，而极度乐观洋溢时，正是卖出的最好良机。市场极度低迷之时，别浪费时间操心你的头寸萎缩或者亏损加大。不要和市场上其他人一样只知防御，相反地，你应该起而攻击，寻找纷纷中箭落马的价值股。

汽车会排放出大量有害气体，如硫化物、烟尘，和许多能吸入肺部的细颗粒物。自7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实行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法规。三十年来，精密电子发动机控制等技术进步减少了98%的氮氧化物、碳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排放。但今天的轮船堪比1965年的汽车，不受任何排放法规控制。例如，一辆一年行驶9千英里的汽车排放出3.5盎司硫氧化物——相比下，一艘大型货轮的发动机一年能排放出5500吨硫氧化物。

对于具体的数量我们容易有一个清晰感性的认识，7.5亿辆汽车非常多，57辆货轮很少，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是两者对环境的影响却是反过来的。我们对身边到处散落的垃圾、脏乱的环境很反感，可是那些我们很少遇到或注意到的重金属污染、核污染却没什么概念。当它们造成的影响发生在身边时，才深刻认识到它们的严重。对待环境问题，不管是预防、评估、治理还是保护，都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数据。看清事实，抓住关键影响事件，才能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100年的伪善与拐点

 20世纪最先抵达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在当地发现了一个由大约25种体形大但不能飞行的鸟类组成的动物群——“恐鸟”，然后就计划用500年的时间消灭这些鸟类。20世纪70年代，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门前之狼》中举了这个例子，以此说明我们的祖先无需复杂的技术就轻易破坏了居住地的环境。
1936年，美国服装设计师露茜带给西方世界的一份礼物让人反省。她带着从四川汶川获得的小熊猫“苏琳”漂洋过海，在圣诞节前到了旧金山，随之引起轰动。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西奥多面对“苏琳”后悔不已——8年前，他和兄弟克米特在中国开枪猎杀了一只熊猫。小西奥多懊恼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做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我的儿子来代替。”

之后反省的轮到了政治家。罗纳德.里根进行军事扩充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一个副作用，便是一个由反核武器者、环境主义者和女奴主义者组成的反党派政党“绿党”进入联邦德国平静的联邦众议院。在1983年选举中获得5.6%的选票后，绿党人士高擂非洲大鼓，身穿斜纹棉布，带着绿色植物，大踏步走进众议院，占据了27个国会席位。

但是，上流社会的忏悔与政治家的战争从来都与拯救世界无关。1987年，美国人捕获了加利福尼最后一只野秃鹫，200万年以来北美最大的飞禽就此从天空中消失了；1997年5月，加蓬的原始森林中发生了一场猴群血战，5万只猴子带着额头的鲜血和尖叫，为了争夺领地大打出手，直至剩下不到3万只——这“得益”于连年的毁林造田和过度砍伐森林，猴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1973年的《拯救濒临灭绝物种法案》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形同虚设。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矛盾，违法者继续进监狱，森林继续被砍伐。2002年，成立了30年的“地球保护区有限公司”没有实现它“购买澳大利亚1%的土地，喂养产于本地的珍稀动物”的目标。这家借生态旅游盈利的环保公司，股票在3天内下跌了60%——自然与商业分享利润的神话在股民心中破灭。
2007年，以下行为被评论为伪善的环保：打着“环保+限量+低价”概念的（我不是塑料袋），却采取限量发售的商业手段，在伦敦放上货架的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EBAY上飙到200英磅一个；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了一部环保纪录片，这部《不能忽视的真相》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戈尔也被揭发出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他每个月的用电量惊人，超过全美平均水平的20倍。

与此同时，世界各个角落的环保主义者与伪环保主义者，继续做的事仍是：参与政治、裸体示威、在时尚杂志开辟专栏、穿假皮草或举办一个提供有机食品的私人派对。

生活的改变不靠顿悟

1854年，梭罗的《瓦尔登湖》出版。之前，他花了28美元，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一座实用的小木屋，证明凭一张床、一张桌子、三只凳子、一面镜子、一只水壶、一个平底锅、一个煎锅、一个洗脸盆、一盏马灯以及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就可以过一个自然人的生活。

到了2008年，刊登《瓦尔登湖》书评的时尚杂志，却是由北美森林的树木纸浆印制的。坐在餐厅里看着提倡LOHAS（乐活族，主张过健康、环保、可持续的生活）生活方式的杂志的我们，身上的衣服来自亚洲的棉花和羊绒，吃的牛排来自澳大利亚或北美的牧场，喝的咖啡来自中美洲的热带种植园。

汶川地震发生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建议中国人学习日本，敬畏自然，“人们互相问候的话多是关于气候与地震的，为发生地震的地方而担心，为灾害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而庆幸。人们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的关心胜过一切。可以向日本学习对自然敬畏与保护的心态。”

日本人在敬畏自然的路途上想必走过很多弯路——二战后，濑户内海被称为“死海”，东京湾被称为“世界上最脏的海湾”，北九州市被称做“七色烟之城”。1969年，充满经济野心的很多日本人因为空气患上了哮喘病，水中连大肠杆菌都无法存活。鳍长在身体一侧的鱼、两个头的小猫、畸形的初生婴儿，让一个民族受尽了教训。

而早在2005年，中国就发生过一场关于“要不要敬畏自然”的争论。所谓真理，总在灾难发生后才被重新提起。1985年的墨西哥大地震，人们指责冷漠的政治家；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人们反思城市的精神；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人们才意味到引以为豪的经济体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德瑞姆《变态心理学》用集体性创伤解释过这种行为，通过不断重复灾难的电视、报纸的投射，每个人都仿佛在灾难的现场，直到陷入心理的疾病之中——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挥舞拳头大声说要改变生活，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解脱。

生活是否能就此出现拐点？2008年6月1开始，中国超市按规定再无免费塑料购物袋，一份报纸标题却提醒人们“公民意识觉醒胜过千条法规”。对充满欲望又意志薄弱的城市人来说，这句话听起来更像一句正确的废话。白天在写字楼吃盒饭、夜晚去酒吧找乐子的人，总是做不到出行使用自行车、不用一次性筷子、使用环保电池、双面使用纸张、不吃香品胶、随手关灯、少开空调之类的小事——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类族群的生活要出现拐点，其实并无顿悟之说。

改变我们生活的，是压力与危机，它让《人类环境宣言》《斯德哥尔摩协定》《21世纪议程》等诞生；改变这个地球的，是商业利益与消费主义，它让全球一半湿地在20世纪消失、森林减少了一半、20%的淡水鱼濒临灭绝、三分之二的耕地土壤退化……

美国环境史学家罗德瑞克.纳什有一个自认为科学的理论，认为从过去到现在以至将来，伦理学中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是按这样的顺序扩大的：自我——家庭——部落——国家——种族——人类——动物——植物——生命——岩石（无机物）——生态系统——星球。

先知们的真知灼见从未让后人吸取教训。灾难持续发生，进步还来消费与污染。我们不知道进化的方向是顺应自然，还是彻底征服自然。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皮肤上，如跳蚤般生活的我们，能看到多远？

说明：本文转自网络，具体出处无法查清了，在百度搜索了一下了，大部分注明的作者是黄俊杰。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于是转载当收藏了。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国的物价增长的速度甚至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的规模更是把GDP的规模甩的远远的，这也许是造成中国国富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高速增长的繁荣经济背后牺牲的是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时高速增长的是百姓的生活成本。

世界股神巴菲特在43年里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1%，比CPI的16%高5个百分点，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像巴菲特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有几个人能在三四十年的时间保持投资收益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6%以上。所以我在想如果中国有一个跟CPI挂钩的证券投资指数的话，那我们投资这个指数将会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投资收益率是年均复合增长率16%，比中国的GDP增长率要高，而且比股神也差不到哪去。中国的定期五年存款利率3.6%，十五年期长期贷款利率6.2%，把钱存在银行的增值率是-12.4%，银行贷款的增值率是-10%左右。

中国的物价很“给力”，比让世界惊讶的中国速度更给力，只是我们手上的钱越来越成浮云了。

投资的哲学――生存的艺术

基金的优势首先不体现在一段时间、某只股票赚钱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持续控制风险的能力上。风险的量化程度是衡量基金经理专业化程度的标志。在投资界，“活下来”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对专业投资而言，单方面讨论风险测度是没有意义的。

投资的核心是确定风险和收益的对称性。任何风险资产都是可以投资的，只要有足够的收益补偿。投资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寻找风险—收益之间的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一对称关系，可引伸到投资的所有领域：股票的风险及定价，保险资产的风险及补偿，抵押债券的定价，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定价等。

专业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种风险—收益关系的偏差，当市场因为各种原因使我们的研究标的出现风险—收益的非对称定价关系时，便是我们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的机会。

最普遍的例子，寻找低于市场平均市盈率以下的股票――根据平均市盈率水平来保护交易头寸，就是运用这则原理最简单的作法。但是作为基金、作为专业投资者，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范围考虑：

1、目前该市场的整体平均市盈率水平合理吗？

2、该公司股票的市盈率水平合理吗？

3、市盈率指标足以反映公司的内在风险吗？

4、是否有更好的风险-收益的测度手段？

我们将永远坚守我们的生存哲学。

2007年之后，赤子之心将更理解：什么样的公司值得长期拥有，什么样的公司只能阶段性持有；自我的恐惧和贪婪，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我们需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自我的投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