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对公众传播学术成果，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尽管确立了“15％”的削减目标，锁定了“4452家重点企业”，但新近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仍没有完全消弭公众对于重金属污染的追问，这超过四千家重点防控企业姓甚名谁，仍未见公开披露。

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保部近日将再召开专家会议，“统一口径后方可发言，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回溯过去三十年的重金属防治历程，信息的透明度始终是争议所在，公众知晓有限，官方主动披露更是寥寥——而处于两者中间的学者群体，“却不无憋屈”。“多年以来，很多省市不准我们向社会公布环境调研结果，否则就要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勘察的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如是表示，“虽有预警，但也只是脱离具体数据的泛泛而谈。”

早在2005年，谢学锦院士便向湖南有关部门告知“湘江流域要出大问题了”，结果未获重视。数年之后，湘江沿岸接连爆发重金属中毒事件，一语成谶。而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多篇学术论文显示，数年前，科学家早就预警，遍及广东、广西、湖南的多个矿区存在大量砷渣废弃，而矿区周围的农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高达百倍。然而，与88岁的谢院士一样，研究者们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受冷遇。

华北某省地方病研究机构一人士亦坦承，他们曾经对该省某县的数百名8－12岁孩童进行调查，饮水受到严重砷污染的孩童，平均智商低于正常孩童十个点——而这份沉重的报告，不仅被隐去关键地名，而且只能以英文形式刊发于海外刊物。“无法对公众传播学术成果，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另一位年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电话里语调寥落。

以北京为例，1999年，中科院与北京市自然基金会合作，以平均100亩选取一个调查点的高密度对北京城区进行检测。数年之后，一份《北京市土壤和蔬菜（农产品）重金属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估》完结。令人尴尬的是，此份报告并没有对外公布。而报告中提及的北京城内一处重要区域的汞含量数值位于全市前列，随后，大规模的换土行动悄然展开。

• 被中断的美好时光

“两条先期治理的江河没有带来普适的经验，仅仅留下沉痛的教训。”
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的高调出台，意味着重金属污染问题正式回归国家议题，而引人深思的是，这期间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U”型曲线——从被重视，到被忽视，然后再被重视。

最早提示地方主政者神经的是各地稀有的“怪病”——其中，主要来自于“五毒（汞、镉、铅、砷、铬）”中毒性最烈的元素——砷。贵州省疾控中心一退休人员回忆，早在1960年代中期，黔中某县便发现了奇怪病例——“患者手背布满突起的玉米粒大小的黑色癞疮，奇痒难耐的病人便拿锐器将其切割，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癞疮又重新长出”。事后检测证实，这些村民家中室内空气含砷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数十倍。而这一切皆归罪于以高砷煤取代木柴。

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起大面积地方性砷中毒发生在新疆奎屯地区。彼时1200平方公里内的20万人人心惶惶。尽管症状与贵州相似，但诱因却不同——新疆当地居民放弃河渠取水而改作采掘高砷浓度的地下水。但直至1994年，国家层面的关注方才启动——砷中毒被正式列入重点防治的地方病，并在全国开展普查。与分散的地方性砷中毒止步于预防医学界关注不同，真正纳入环保范畴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则起步于两条江河。1978年中央79号文件，将松花江和湘江纳入国家重点治理河流，并同时开启重金属污染调查。

黑龙江省环科院副院长翟平阳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怀念起1970年代之前的“泛蓝的松花江”，然而，沿江化工布局改变了这一切，据测算，在上升为国家治理之前的几十年，超过150吨的汞进入江水中。黑龙江环保厅一退休工程师回忆：汞中毒的阴影，彼时已在松花江两岸徘徊——甚至出现猫狗癫狂的场景。“有赖于松花江汞污染带来的群体恐慌和政绩压力”，汞污染研究者短暂的美好时光随即展开——1982年，经过国家部委审批，黑龙江省环保研究所成立汞污染防治研究室。

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在污染源得到控制，沿江居民再无明显中毒反应之后，“某些管理部门认为中国汞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了，无需继续进行研究。国内汞污染研究工作转入低潮，项目得不到支持，不少搞汞污染研究的人不得已转向其它研究方向。”中科院研究员王起超称。

时至今日，坚持汞污染研究30年的王起超不无遗憾地表示——“目前，对汞的生产、进口、加工、利用、排放情况还处于底数不清的状态，基础统计数据或不完整，或相互支持性差”。他甚至断言，“当前中国汞污染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形势要求”。

中断的时光难以挽回，这同样发生在湘江之上。1983年，两名院士提出预警——“采矿企业的防护措施不当，流域性的重金属污染可能爆发”。两年后，由冶金部主持的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即出台。这段时光，至今让湘江的治理者怀念，但实践却进展不彰，“技术制约是个客观困难，对重金属污染的很多基本机理都在探索中，资金、人员，都是问题。”原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黄常见坦言。

一位环保观察者如是总结：“对于早期科研，坚持不够，投入不够，两条先期治理的江河没有带来普适的经验，仅仅留下沉痛的教训。”

• 被推迟的土壤普查

“在以往难以获得与水体同等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1980年代，以湘江和松花江为代表的水体重金属污染首先获得重视，多少“因为它直接对接着群众的饮水安全”。公众与环境评价中心主任马军称。而针对相对隐形的土壤污染，谢学锦院士表示，“在以往难以获得与水体同等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尽管在1980年代中期，便有学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土壤环境与肝癌死亡率的关联研究。此后陆续展开的调研结果表明，重金属元素失调与区域性肿瘤高发有明显关联。但土地的“健康标准”，整整迟到了十年——1995年国家颁布《土壤质量环境标准》，而个别标准的宽泛，甚至引来业内人士的持续炮轰——“国家标准将铅定为250~350毫克／公斤，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当土壤含铅大于100毫克／公斤时，儿童血铅就会大于15微克／100毫升，儿童健康如何保障？”孙铁珩院士称。

对于铅毒的轻视，“首先应该归于土壤健康的低标准”。南方周末记者曾经走访云南省兰坪地区的部分山村。同行的当地疾控中心一人士表示，经过省里专家的诊断，这些孩子体内的血铅含量普遍偏高。而当地土法炼矿已经盛行百年。甚至全面摸清全国土壤“家底”的时机也被一再推后。1998年，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林玉锁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曾经提出开展针对全国土壤环境的普查，最终未获同意。

迟至2006年，由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方才启动，调查范围达450万平方公里，总经费预算约为10亿元。但是此次调查，并未一路顺遂。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在完成150万平方公里调查后曾一度中断。

• 内政与外援

“国际社会会认为这是完全的中国内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
针对摸清重金属“家底”，谢学锦院士还有过远期构想，调研范围甚至扩及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土壤、水体、空气甚至人体器官等的重金属污染状况。

此种思路，得到了多数人士的支持，尤其是“大气的重金属污染不能再被忽视”，魏复盛院士称，早先的污染受害者多为长期处于车间粉尘环境下的务工者，所以防治工作多由卫生部门完成。

而当危害逐渐由车间内转向更开阔的车间外，延续近15年的旧版空气质量标准已经落伍——其仅对铅含量进行规定。最新的消息是，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集意见过程中，已经被要求增加重金属作为污染物项目检测。

而以汞为代表的大气重金属污染被重视，甚至来自国际压力，因为“可能排放到大气环流之中，进而引发全球影响。”马军说。最近一届的全球汞污染物国际学术会议，便选址在贵阳市，这也是全球学术界首次在这个东方的排汞大国研讨汞污染问题。

对于全省金属汞储量占全国80％，且是燃煤大省的贵州，各国更是争相援助。“目前，来自日本、加拿大、挪威、斯洛文尼亚等数十个研究组分别在贵州开展汞污染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位于贵阳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工作人员称。

早在联合国环境署第25届理事会上，中国政府便对一项关于全球汞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决议表示支持，着手对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进行控制。

然而，一位电力人士却持悲观预期，“国内尚未就燃煤电厂汞排放制定控制措施，汞排放的基本信息也相当匮乏。”该人士表示，截至目前，燃煤电厂对汞污染的控制仅限于规划阶段，而试点工作将由五大电力巨头共同完成——“愿意减排多少，考验着超级国企们对环境内政的责任感”。

“除开早期针对饮水砷中毒的人道援助之外，国际社会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的关注，仅限于大气汞污染，”马军坦承，“重金属问题不可能像生物多样性等其他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会认为这是完全的中国内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

汽车会排放出大量有害气体，如硫化物、烟尘，和许多能吸入肺部的细颗粒物。自7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实行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法规。三十年来，精密电子发动机控制等技术进步减少了98%的氮氧化物、碳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排放。但今天的轮船堪比1965年的汽车，不受任何排放法规控制。例如，一辆一年行驶9千英里的汽车排放出3.5盎司硫氧化物——相比下，一艘大型货轮的发动机一年能排放出5500吨硫氧化物。

对于具体的数量我们容易有一个清晰感性的认识，7.5亿辆汽车非常多，57辆货轮很少，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是两者对环境的影响却是反过来的。我们对身边到处散落的垃圾、脏乱的环境很反感，可是那些我们很少遇到或注意到的重金属污染、核污染却没什么概念。当它们造成的影响发生在身边时，才深刻认识到它们的严重。对待环境问题，不管是预防、评估、治理还是保护，都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数据。看清事实，抓住关键影响事件，才能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