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20=13.45  2*1.1^40=90.52    2*1.1^60=608.96     2*1.1^120=185418.14

2*1.2^20=76.68  2*1.2^40=2939.54  2*1.2^60=112695.03  2*1.2^120=6350084747.56

成功获取财富只需要两个因素：时间和稳定的适当收益率。当然，你的初始值越大能让你在满足上述因素时获得更大的财富，线性比例。

赵丹阳：

投资的本质就是分配资本，我们把资本分配给最有核心竞争力、最有效率的企业，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息息相生，每一轮严酷的寒冬将会淘汰那些内在体质不健康不适合生存的物种，每一棵倒下的大树周围将会生出更多强盛的新苗——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是推动自然界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

约翰·邓普顿爵士：

牛市因为悲观情绪而诞生，因为疑虑交加而成长，因为乐观情绪而成熟，因为亢奋狂喜而死亡。极度悲观弥漫时，正是买入的最好良机，而极度乐观洋溢时，正是卖出的最好良机。市场极度低迷之时，别浪费时间操心你的头寸萎缩或者亏损加大。不要和市场上其他人一样只知防御，相反地，你应该起而攻击，寻找纷纷中箭落马的价值股。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国的物价增长的速度甚至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的规模更是把GDP的规模甩的远远的，这也许是造成中国国富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高速增长的繁荣经济背后牺牲的是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时高速增长的是百姓的生活成本。

世界股神巴菲特在43年里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1%，比CPI的16%高5个百分点，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像巴菲特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有几个人能在三四十年的时间保持投资收益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6%以上。所以我在想如果中国有一个跟CPI挂钩的证券投资指数的话，那我们投资这个指数将会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投资收益率是年均复合增长率16%，比中国的GDP增长率要高，而且比股神也差不到哪去。中国的定期五年存款利率3.6%，十五年期长期贷款利率6.2%，把钱存在银行的增值率是-12.4%，银行贷款的增值率是-10%左右。

中国的物价很“给力”，比让世界惊讶的中国速度更给力，只是我们手上的钱越来越成浮云了。

投资的哲学――生存的艺术

基金的优势首先不体现在一段时间、某只股票赚钱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持续控制风险的能力上。风险的量化程度是衡量基金经理专业化程度的标志。在投资界，“活下来”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对专业投资而言，单方面讨论风险测度是没有意义的。

投资的核心是确定风险和收益的对称性。任何风险资产都是可以投资的，只要有足够的收益补偿。投资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寻找风险—收益之间的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一对称关系，可引伸到投资的所有领域：股票的风险及定价，保险资产的风险及补偿，抵押债券的定价，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定价等。

专业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种风险—收益关系的偏差，当市场因为各种原因使我们的研究标的出现风险—收益的非对称定价关系时，便是我们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的机会。

最普遍的例子，寻找低于市场平均市盈率以下的股票――根据平均市盈率水平来保护交易头寸，就是运用这则原理最简单的作法。但是作为基金、作为专业投资者，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范围考虑：

1、目前该市场的整体平均市盈率水平合理吗？

2、该公司股票的市盈率水平合理吗？

3、市盈率指标足以反映公司的内在风险吗？

4、是否有更好的风险-收益的测度手段？

我们将永远坚守我们的生存哲学。

2007年之后，赤子之心将更理解：什么样的公司值得长期拥有，什么样的公司只能阶段性持有；自我的恐惧和贪婪，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我们需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自我的投资理论体系。

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竞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 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 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 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 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 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 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换而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 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 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 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 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 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 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 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 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 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 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 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 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 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竞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 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 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 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 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 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一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 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 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 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 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 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 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 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 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 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 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为 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的 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

经验的积累需要岁月。因此，美国政界的重大任命都有年龄的限制，比如竞选总统要年满35岁。在英国，不到40岁当不成法官。我在1986年见过一群人，当时他们身家几千万，但是1990年后，他们中有的人连手机都买不起。现在确实有很多身家过百万的80后新贵，到2030年的时候，现在的80后新贵都40多岁了，那时再看他们如何。其实，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挫折，他们面对的都是经受得起的困难，不是跌倒、爬起来的磨难。等到国家彻底打开一扇门，他们的事业也许会到此为止。投资大亨说，你回家吧，我给你一亿美金。明白人把钱一存，做纨绔子弟；不明白的人开始投资，总有要投完的时候。他们这群人真正的危机都没到来。

信息时代的革命，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因此20世纪80年代生的孩子，有些突然发了财，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这是他们的幸运。但是，我20岁时，买个碗5块钱，他们一生下来，一个碗500万。他们买不起。他们在财富面前是缺乏感受的。

我们这代人比80年代生的年轻人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社会由贫到富的丰富变化，也许我们年轻时没他们那么迅速成功，那是我们浪费了青春吗？没有，人生都是浪费。美好的人生就是用来浪费的。

中国富人的富裕都是表象。因为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资本积累，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积累。而中国的富翁在精神层面通常贫穷而苍白。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于是大部分富翁在正规场合，都会穿着邋遢、随便，并且标榜不修边幅；大部分富翁都蔑视西方的文化礼仪。其实那是种逆反心理，他标榜自己的不修边幅，表示不愿意向人类文明妥协，那是种自卑心理。他做不到洋，干脆土到家。中国的艺术家、富豪，都标新立异，用附加手段引起人们的注意。

中国相当一部分艺术家的桀骜不驯都是刻意的，只要你让人看出来了傲气就是刻意。他们中间一类是长发，一类是秃头，非常标准的特别人群都跟头发较劲。而在西方，大部分艺术家和主流人群没什么差别。即使当年的齐白石，与街上的北京老头又有什么差别呢？

最美好的人生，假设活80岁，就是1岁活到50岁，“咣当”回到20岁，再活一遍。有人说50岁有50岁的快乐，60岁也有60岁的幸福，那是到了五六十岁没辙了，只能说我这样活有乐趣。其实，人绝对为物所累，我特别明白。任何人在财产面前都说得明白，想不明白。有人问过我做收藏这行，藏品什么时候卖最值钱，我说就是在你死前卖东西最值钱，但是这时候钱对你有意义吗？钱对李嘉诚、巴菲特那样的富豪来说，绝对就是个数字，没有意义。所以，他们把钱捐了。巴菲特捐了370亿美元，他还有85亿，即使他有8个亿都绝对够用。他把钱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这是个聪明做法，他白使唤了一个世界上最牛的人给他干活。